创业人生尔雅课程答案2022完整版知乎，创业人生尔雅课程答案2022完整版考试

#以书之名#

第十一章

　　财富的责任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理查跟我就入选《福布斯》杂志的亿万富豪排行榜。当然，媒体有权作出臆测，估算我们有多少财产，不过我们从来不曾承认或否认他们的报道。安利公司不是股票上市公司，因此没有向大众公开财务资讯的责任。各家媒体对我们的猜测常常是南辕北辙，差异极大。而且有些报道的估计值也实在太离谱了，离谱得好笑。那些单方面的臆测值几乎年年都在变化，甚至是才一个月就相差许多。例如，1991年7月号《福布斯》杂志说我跟理查的财产各有42亿美元，三个月后又缩水成30亿美元。1993年6月号《福布斯》的估计值是30亿，但10月号又变成17.5亿。而在这段期间，安利公司的营业额持续大幅成长，但我们的财产却像打摆子一样忽冷忽热。大众媒体总喜欢把我们放在探照灯下看个够，这种做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这么一来，安利公司的曝光率也跟着增加，可以提高知名度；坏处是老被人家盯着，就有些神经病会找上你，寄些乱七八糟的信来。我第一次登上富豪排行榜时，有位欧洲女士寄来一封七八页的信，说她会五国语言，学历好得吓死人，至少嫁过两个有钱的老公。她在信里唠唠叨叨自我介绍，希望应征任何管理阶层的职位。她说希望能见我一面，而且保证让我的生活“非常有劲”。我把那封信拿给比尔·尼科尔森看，他觉得可笑透顶，开玩笑说可以把它当作大学演讲的教材，告诉学生该如何自我推销。不过我老婆好像不觉得这信好笑，她真想飞到欧洲，叫那个高级交际花赶快滚蛋，到别处去寻找可怜的猎物。

　　不过，有钱人在大众面前曝光的确有些危险。1979年，我在马卡塔瓦湖的邻居杰拉尔德·布雷默写信建议我聘请私人保镖。一直以来，我们的确有此需要，但理查跟我都不喜欢这样大费周章。1980年时我们的曝光度很高，实在是太有名了，不得不全天候聘请私人保镖。像艾尔·范德·沃尔、罗德·韦斯特菲尔以及拉里·莫克马几位，都一直为我和我家人提供安全保护，有时就像是我的家人一般。

　　很多安利的直销商一看到我，总想问亿万富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也许他们想听到的是高级跑车，风景优美的别墅，到摩纳哥度周末，名贵的珠宝饰品，或许还有私人喷气式飞机等等。当然，能拥有这些东西都很棒，而且我的确也拥有一些很不错的东西，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无穷无尽地攫取外在的物质财富，其实比不上施舍更有乐趣。我认为，人到这个世界的责任，就是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和能力发挥到极致。上帝赋予我们生理及心理力量和物质财富，让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地发挥出自己的潜力来。上帝赐给我们的是多是少，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如何善用自身所拥有的。耶稣基督曾讲过三个仆人的故事，这三个仆人都很得主人信任，因此代主人保管许多钱，一位保管十塔，一位保管五塔，另一位只保管一塔。这三位仆人里，有两位很聪明地把钱拿去投资，结果都赚了一倍。一段时间后，主人来清点账目，那两位懂得投资的仆人很受赞扬，因此获得极好的赏赐。而另一个仆人只晓得把钱埋在地下小心看管，没替主人赚到一分钱，主人很生气地说，即使把钱放在银行里也还有点利息可拿。

　　如同耶稣的寓言所示，我们都是来保管这些财富的，每个人都必须善用上天赐予的财富。如何善用呢？有时候就是要懂得施舍，有时是利用财富来完成某些事物，造福人类。如果只是把钱捐出去，像慈善机关那样，的确可以帮助许多人或组织。但是如果你能拿那笔钱去投资，去创造某项事业，那么你的能力就会更大，所发挥出来的功效远非单纯慈善机构可及。要是能够创造出成功的企业，就能创造财富。这项财富不只是企业家独享，而是由企业家、消费者和员工一起共同分享的。安利公司每周要寄发14000张支薪支票，让14000位员工和他们的家庭可以过着安稳的生活。而我们所卖出的每一份产品，也都能让每个消费者过着更好的生活。身为企划、综合协调及承担风险的创业者要是能够更周到地服务客户，也就能获得越多报酬。而且在报酬增加之后，每个企业家也更有能力济贫解困。如果你能成功地创造财富，创造出工作，让许多人感受到那股奋发向上的刺激和动力，那就不只是造福自己的家人和朋友而已，很多人也会跟着受益。

　　当一个人累积了许多财富以后，生活上许多事情的优先次序也会跟着改变。就算你再有钱，一次也只能穿一套衣服，开一辆车。但是施舍做好事呢？却是永远也不够的，根本是毫无止境的。因此，在我们做出点名堂之后，理查跟我的优先选择，就是先把安利公司照顾好，让它保持兴旺。我们对安利公司的消费者、员工和直销商，是要负起责任和义务的。除了照顾好我们的事业，我们个人也有道义上的责任，要把我们所赚来的财富与世人共享。《圣经》中的哲王所罗门说：“有慷慨之心，愿予穷人面包者，恒受赐福。”

　　把自己的财富施舍出去并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必然的结果。唯一可以考虑的，只是时间问题而已：是要在生前施舍，还是死后呢？若是在生前施舍，那么我们还可以自己决定数额和对象，能亲眼看到他人因此获得生活上的改善。如果是到死后才被迫交出，很多事例证明，其中一大部分都要落在联邦政府手中，而且我们生前也享受不到施舍的乐趣。

　　慷慨的真义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1831年来到美国，开始创作其巨著《论美国的民主》时，他四处游览，惊奇地发现到处都有慈善活动。他不管到美国的哪个地方，都会看到很多人自发组织慈善小团体，帮助那些穷困的邻人。当时，人们生活还很贫困，一般百姓手上也没什么钱，许多儿童没有足够的衣服御寒，很多人家甚至没有栖身之所。这个时候美国境内就有许多教堂和社区组织，自觉自愿地帮助穷人，尽量供给他们所需。这些慈善举动都不劳政府出面或呼吁，因为施舍精神早就在美国人民的心中。托克维尔对这些善行义举简直是大开眼界，他在西欧地区闻所未闻。

　　马文·奥拉斯基在他的重要著作《美国同情心的悲剧》中也记载了19世纪许多民间慈善团体行善的事迹。这些慈善人士有些只是一般的中产阶级百姓，有些则是教会或富有的企业家，他们在面对类似我们今日的社会问题时，主动伸出援助之手，慈悲为怀，及时有效地提供援助。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援助，不但能够真正地满足需要，而且也不会引发弱势团体对于施舍的过度依赖。这种救济行动最重要的，就在于道德良心和让穷人能有自立的机会。

　　时至今日，联邦政府中所谓的慈悲自由派正努力把这种慈善心肠“国有化”，也就是说，过去由地方教会或社区组织的行之有年、成效卓著的慈善活动，要由政府以非人民自愿的收入再分配方式来推动、控制。

　　更糟糕的是，福利政策可能侵害到基本人权中的财产权。如果我们不能自由拥有财产和处置自己的财产，那么其他的自由也很可能一并丧失。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兼政治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特早就指出，个人自觉自愿的慈善活动要优于强制性的收入再分配手段。巴斯夏特在他最著名的作品《法律》中写道：

　　倘若是未经允许或适当补偿，财富由原来拥有者手中转到另一人身上，不管其间是否受到强力胁迫或者欺诈隐瞒，我认为这都是财产的侵犯，就是偷、盗、抢的罪行！

　　理查跟我及其他几位大急流市附近的企业家，都以在本地推动“好地方计划”来振兴区域经济，提高区内收入，而不想依靠什么福利政策。我们也不是吝于施舍，而是希望通过社区方式来进行。我们直接把钱捐给当地慈善组织，例如区内教堂等，以一般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实践慈善义举，希望这种做法能发挥出最大功效。我们认为，这种方式比政府推动的福利政策更能有效消弭贫穷。

　　如果能够振兴地方经济，区内各地民众的生活水准也会跟着提升。贫穷的问题改善之后，也不用什么福利政策了。就是基于这种考虑，理查、我和安利公司就拼命想办法，好刺激大急流市的经济。我们持续推动许多地方计划，希望能带给当地正面冲击。我们这种做法，大概可以称为“自由企业市镇改造计划”。利用这些计划，妥善运用地方及联邦经费和个人投资，才是推动大急流市向前迈进的最大动力。我们相信，我们所赞助的各项地方建设，都能适时适地安置妥当，发挥最大效能。

　　建设家乡

　　我们觉得对大急流市家乡的最大贡献，是让市中心的大旅馆重新开张。1978年，我们安利公司大概是整个密执安州西部到访客人最多的组织。我们的年度大会有一万多人从全美各地赶来参加，而每个星期也都会有几百人拥进大急流市。但这个地区的住宿设施根本不足，而且这种情况已经好几年未见改善了。市中心的新会议中心完成之后，未来的住宿需求必定更加迫切。那座新会议中心，就是理查和我们的朋友狄克·吉列特筹款兴建的，但是如果周边的住宿设施跟不上的话，光有个会议中心仍是美中不足的。事实上，那几年里有不少人想盖旅馆，不过最后都不了了之。有一天，我就坐下来跟理查说：“嗯，好像得再盖间旅馆，我们催生的这个会议中心才能派上用场。”理查也表示同意，因此我们就把申请书提交给市镇开发协调官沃尔特·索尔斯。对于我们的旅馆建设提案，市镇开发委员当然非常高兴。

　　1978年8月，我们先买下珍珠街的潘特林饭店，希望把这座颇有历史的老店重建成旅馆大楼，多增加一些客房。收购潘特林饭店，不但是在商言商，也搀杂点怀旧的想法。潘特林饭店是在1928年开业的，之后一直经营到40及50年代。在我小的时候，潘特林饭店简直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成就象征，如果能在那儿住一晚，算是对身份地位的肯定呢！即使只是去那儿吃顿饭，也是了不得的享受。以前那个年代，可不像现在这么时兴在外头吃饭，也许一年就那么一两次而已。潘特林饭店供餐精致美味，服务又好，因此称得上是中西部最好的饭店之一。在潘特林饭店刚开业那些年，大急流市的家具生意兴旺得很，加上当时又有许多人从东部大城市移民到此，所以，附近街市非常繁荣。如今，我们准备让这座世界级的旅馆再现雄姿！

　　重建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是重新翻修潘特林饭店。1981年，饭店更名为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重新开业，外观雄伟气派，果然有世界级的水准。饭店里共有395间豪华套房，6间餐厅和酒吧，以及数家精品店。从饭店里头另有便道联结新会议中心和狄维士音乐厅。狄维士音乐厅可容纳两千位来宾，兴建经费大都是理查和他太太捐献的。饭店里的装潢布置极富本地历史感，采用豪华传统家具（都是在大急流市打造的），房间内气派非凡，令人怀想起20世纪初期，发思古之悠情。为了让旅客享受到第一流的服务，不负当年潘特林威名，我们特别聘请专业的旅店管理人才来主持经营，餐厅主厨也是高薪聘来的世界级大师傅，连门房都带着欧陆风格，必定要做到完美无缺的地步才罢休。当时饭店开业仪式订在9月15日举行，紧接着是17日大急流市艺术博物馆和18日杰拉尔德·福特总统博物馆的开幕。一连六天的“大急流庆典”使大急流市热闹非凡，市中心又恢复了旧日光彩，全市好像在办狂欢会一般，有各种运动比赛、热气球比赛、商展和烟花晚会。大急流市广播公司的《早安，美国》节目，把开幕盛况向全国转播，影艺界名人如拉里·金和鲍勃·霍普均受邀来主持特别节目，包括美国总统里根和前总统福特、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德、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和黑格等人，都出席了盛会。

　　这么多政治领袖群聚一堂，彼此当然一定会碰面。9月17日，美国总统里根就跟加国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波蒂洛碰面。据列席第一次元首级会面的黑格告诉我，当时的情况其实有点“紧张”，因为里根和特鲁多不太对劲，而且他跟墨西哥之间也有些问题尚未厘清。当时，美国跟加拿大在西岸和新英格兰附近海域的渔权认定，以及在美国东北部到阿拉斯加的输油管问题上颇有分歧，因此据说美加两国元首会谈时，讨论得相当激烈。而在墨西哥方面，因为国界边防疏漏，毒品走私及非法移民这两大问题让美国非常头痛，连带造成美墨两国关系紧张。次日早上，美加墨三国元首在饭店内的伦巴餐厅享用欧陆式早餐，并进一步讨论沟通。这是本次美加墨三国高峰会最重要的一刻，现在饭店内还留有一块铜牌纪念当时盛况。如今，伦巴餐厅已更名为汀索影视厅。

　　第二阶段，是在原潘特林饭店和河滨地区之间，兴建一幢29层的玻璃帷幕高塔。这个高塔计划比重修饭店更让我来劲。高塔建成后，再配以历史感浓厚的装潢，更能显现出大急流市“昔日荣光”，同时也是市镇改造的象征。高塔计划最初蓝图出炉，结构虽然简单，但216英尺高的造型雄伟有力，未来整个大急流市的空中轮廓线必定因此改观。刚开始，高塔的位置并不在后来的河边上，而是想横跨格兰河。不过这个横跨河面的方案在产权上有问题，所以我们才决定盖在河边上。这座高塔一盖好，大急流市马上又增加近三百间豪华套房，此外，里头还设有高级餐厅天鹅座，以及购物商场。如今，塔内另设有8家餐厅和4家休闲酒吧，从三明治之类的快餐到老饕级的美味佳肴应有尽有。如果室外天气不好，旅客可以在塔内购物商场消磨时光，或者走连接高塔的空中走廊，到其他市区景点。

　　在潘特林饭店重新开张一周年以后，理查跟我再次主持高塔开幕仪式，1500多位民众在格兰河对岸福特总统博物馆前参与观礼。当时正好下着毛毛雨，我躲在伞下，费力地念着湿漉漉的讲稿。理查在旁边干着急，可又帮不上忙，他说：“真糟糕，杰，你都湿透了！”我草草发言完毕之后，就是29层楼高的灯光秀，1400多盏各种颜色的灯泡伴随大急流市交响乐团的演奏，闪烁飞扬。

　　“点亮高塔”仪式之后，又是一段“格兰庆典”的热闹时光。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整个计划虽然耗资达六千万美元，其实只是市镇改造计划六大项目之一而已。不过饭店和其他市民公众建筑物的落成，正是招引消费人潮复苏的关键。当邻近商人拥进城内把握庆典商机时，整个大急流市的经济也会跟着动起来。到时就会造成良性循环，带来几十年的繁荣期。

　　后来我们又设立温安洛体育馆，进一步提供刺激经济的动力。

　　筑梦

　　新饭店开张不久，就被评为四星级，我们都觉得很高兴。这家饭店经营得的确成功，多年来一直受到很好的评价，而且当年就是由它开始市镇改造计划的，这就更值得纪念。事实上，我们那些年来的市镇建设计划，让大急流市恢复活力，大伙都干得十分起劲。

　　建设计划中还包括一座新的博物馆。以前老有些政客胡乱开出支票，说要在大急流市盖座新的博物馆。等到1989年，我们决定自己挽起袖子来干。在“现在正是时候！”的口号宣传下，大急流市民预定以三年时间募集3000万美元以上的建设经费。当时我获选为募款委员会主席，在凯西·旺德杰姆的协助下，我们向大急流市附近数千商家及民众劝募，筹得大部分款项。在这次募款中，贝蒂和我个人总共捐献740万美元左右。这座仰靠众人之力完成的博物馆，并不是只有那些出大钱的财主才有机会扬名后世，而是每位民众只要花钱买下一块砖头，上头就可以刻上自己的名字，砌在博物馆的一面墙上。如今，与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隔河对望的，就是温安洛博物馆中心及罗杰·查菲天文馆。另一个我们筹钱准备的大计划，是在大急流市中心盖座运动和娱乐用途的体育馆。理查跟我以前就认为，如果市区里有座体育馆的话，对市镇发展和市民都有好处。而且大急流市的行政领袖也常常抱怨说，想在市区举办大型活动，却找不到适当场所。

　　理查的儿子狄克早就热衷于盖座体育馆。他先前成立一个叫“大幻影”的组织，收集到许多官方及民间对于运动及娱乐活动的意见。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在大急流市凝聚共识，让大家支持兴建体育馆，同时研究兴建地点。那时候的确是有很多人赞同兴建体育馆，但当时所有条件都还配合不上。于是我请教了几位社区领袖和活跃分子：“体育馆到底需不需要？如果需要，那我们就开始干吧！要是不需要，那就趁早忘了这回事儿。”刚开始，是由我出钱，请狄克那个组织负责研究、评估整个计划是否可行。评估之后，大家逐渐达成共识，于是狄克那个组织也由原来的“大幻影”改名叫“大行动”。

　　“大行动”组织是由狄克及约翰·卡纳帕及大卫·弗雷共同主持的。后来我们推动兴建新会议中心时，还是由他们三人担纲。

　　讨论期间，狄克是非常赞成应该要有体育馆的。要是市区里有座体育馆，市民就不必整天窝在电视前浪费生命，可以有更多的娱乐选择。而利用体育馆把民众从附近城镇吸引到大急流市来，也可以拉动市内饭店及餐厅的生意。如果再配合其他诸如博物馆、天文馆等软硬设施，体育馆对于市镇改造计划必定大有贡献，可以促进市中心的街市繁荣。狄克的组织在仔细评估其对经济的影响后，认为体育馆一旦落成，必定为整个大急流市带来极大的好处。如同筹建博物馆时一样，体育馆的募款也非常成功。全体市民都很支持这项建设计划，渴望未来能有一座供民众善加利用的体育馆。一开始我捐赠了800万美元的兴建经费，后来成本再追加，我跟贝蒂前后总共为这座温安洛体育馆捐了1150万美元。从建筑的角度来说，这座体育馆称得上是设计和创意的大师级作品。坐落于大急流市历史悠久的市中心的玻璃帷幕外观，让它显得气宇非凡，又毫不突兀地融入其中。整体建筑看起来富于前瞻性，但并不会让人觉得很张扬；外在观感极具生气和活力，但对视觉不致过度冲击。从体育馆设有空中走廊连接四星级的安利格兰华都大酒店、莫理特天井花园、广场高塔及其他市中心大型建筑。

　　体育馆的建成，也促进了本地运动职业团队的发展。我儿子大卫和理查的儿子丹及其他社区领袖一起努力，在大急流市地区成立了一支冰上曲棍球队。自从1996年10月开幕之后，这座体育馆就一直是美国曲棍球联盟大急流市格里芬斯队的训练基地。刚开幕几个月就证明了这项建设计划非常成功，它所带来的人潮远远超过预期，对市中心经济发展也十分有帮助。从1996年10月开幕一直到1997年底，参加体育馆各项活动的人次，共计451000人，比我们原先预估的还要高出11％。

　　广场高塔大楼

　　与此同时，安利公司又在大急流市区进行了一项新建筑物的重建工程。1992年，几幢里头设有饭店及平常住家的商住综合大楼，刚完成不久就开始出现问题。这座名为东岸河滨高塔大楼的新建筑物是由外地建筑商承建的，工程总费用是3900万美元。当时这个预算太吃紧了，房子最后虽然还是完成了，但工程质量却出现了很多问题。大楼外面的瓷砖黏合不密，浴室排水口会溢出污水，空调管线腐蚀。老天，这幢大楼才完成几个月而已啊！

　　一开始，安利公司是想接手里面的饭店经营。不过后来我们看到大楼本身就是“烂尾”工程，急忙打了退堂鼓。然而眼见着大楼经营就要彻底完蛋，我们又觉得责无旁贷。过去我们一直致力于改善大急流市的建设和商业状况，因此这次我们还是得伸出援助之手，让这个“烂尾楼”脱胎换骨才行。本来，要省事的话就直接把它全拆了再重建，这样或许还省点事。不过理查跟我都想当个建设者，不想搞破坏，因此我们又斥资4000万美元，把大楼里外彻底翻修，工程一直到1997年6月才完工。这几幢现在名为广场高塔大楼的建筑物如今安然耸立，让附近地区空中轮廓线更为优美。这几幢大楼除了包含饭店和住家之外，还设有写字间、礼品店、健身俱乐部，以及中庭的莫理特天井花园。

　　能在家乡奉献心力，连续参与那么多重要建设，当然让我觉得非常激动。不过就某方面来说，我认为这都是我该做的。因为我对自己宣扬的自由企业理念深信不疑，又怎能袖手旁观，让政府独力去完成这些事呢？唯有结合政府和民间之力，才能让现有资源发挥最大效能，让整个市镇重生，成为美丽而适合生活、工作及休闲娱乐的乐土。

　　事实上，如果不是民间参与的话，光靠政府一手包揽企划和经费筹措，很可能好点子都要被糟蹋光了。各位只要看看美国其他城市的中心区域，就可以看到很多反例。政府或管制房屋租赁，或以限建或其他愚蠢的行政手段，把整个市中心搞得乌烟瘴气、残破不堪。市中心的商家苦苦挣扎，徘徊在破产边缘，区内停车位不足，治安欠佳，而外围商家反而有官方支持，把客人都抢走。在民间意见沟通不畅的情况下，官方人士闭门造车，大慷纳税人之慨，推出耗费惊人却毫无用处的建设计划，结果只留下大笔债务。如果没有民间在旁协助，政府就是这样来“解决”市政问题的。

　　如果够聪明的话，他们就该让民间企业及个人，进来填补这些空隙。只有民间才了解民间真正需要什么。政府的规划人员对民间需求往往视而不见，或者因特殊的政治意图而扭曲所见所闻，同时也缺乏充分的资讯来做出正确判断。这个时候，私人企业和对社区有所了解的个人，必然比政府更能使得上力。

　　第十二章

　　进入政治圈

　　我步入政坛的情况，跟其他人差不多。就是因为发现政治运作过程对我大有影响，所以才积极介入其中，参加竞选的。这就是我在60年代进入亚达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原由。委员会的任务就是负责划分房地产区类，以扩大税基，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让居民能在居住地附近找到工作。作为区内成长最为迅速的企业，我们可不能看着安利任人宰割。

　　我就是从小市镇出发，升到州政府工作的。1971年密执安州州长乔治·罗姆尼任命我加入密执安州薪津委员会，负责筹措民意代表及官员的薪水。在担任薪委会主席期间，我进一步观察政治百态，同时也有机会接触到州政府的官员。这个工作可谓吃力不讨好，一来是无酬劳，二来有些议员总以为自己应该领比较多的钱，可是我这一关通不过，就把气出在我身上。不过我干得相当不错，继任的州长比尔·米利肯上任后，还是要我留任。我越了解政治，我就越积极加入共和党的活动，希望自己的投入可以让情况更好。

　　1973年的某一天，米利肯州长来找我接任密执安州共和党部财政委员会主席。虽然当时州党部的情况简直是一团糟，不过我还是答应了。其间，我跟米利肯一起替州党部出了不少力。如果他在兰辛市举办募款餐会，我们财委会的任务就是找支持者来参加。我第一次在兰辛市发表演说时，就先强调财务稳定对政党是非常重要的，我说：“首要任务在于解决债务问题，一定要赶快解决，我们才不会被绊住。如果我们密执安州党部的财务状况一团糟，人民怎么会信任共和党呢？”感谢许多慷慨的支持者解囊相助，州党部才能在短短一年时间内，从100万美元的赤字转亏为盈，在州党库里积攒100万美元。

　　我透过捐款的方式支持不少共和党议员。一开始是支持家乡附近的那些政治人物，后来又扩大到密执安州，兼及全国各地共和党议员。我一直认为，政党应该发挥统筹分配资源的功能，而不该让资源由少数人独占。所以我大都只对党部资助，而不把钱捐给个别议员。即使是捐给个别议员，也一定会选择道德、操守让我非常肯定的人。对于美国而言，我们实在很需要多几位那种有责任感、正义感，而且品性端正的政治人物。或许你觉得我的想法有点矛盾，只要是搞政治的多少都有点问题。不过就我所知，还有许多国会议员禀性正直，行事稳健，例如密执安州众议员弗恩·埃勒斯就是这么一位。他是我们选区接替保罗·亨利进入国会的议员。

　　老保罗·亨利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国会议员。他诚实有信，非常认真地做好民意代表的工作。保罗也是个哲学家，他过去曾在卡尔文学院担任教职。从行事风格、为人处世来看，他其实比较像个学者，而不只是单纯的议员而已。哲学家都比较重视“应该”，但现在大部分的政客都只会屈从现实，心中毫无理念。如果我们的国会中多几个全方位思考的哲学家，少一些“务实派”，或许大家的明天会更好。能跟保罗闲聊哲学和神学，对我而言真是难得的宝贵时刻。保罗对神学会有如此精湛的研究，想必与其父卡尔·亨利大有关系，他可是全美国最好的新教神学家之一。

　　我加入美国商会后，开始踏上全国性政坛。我之所以愿意进入美国商会，主要是它的重心摆在商界，而非政府部门，通过商会组织的运作，就可以促进美国的经济发展。我在60年代加入美国商会州级单位，1970年获选为密执安州商会主席。担任州商会主席后，我才开始有些全国性的知名度，并于1972年当选全美商会理事。

　　在担任全美商会理事七年后，我获选荣任新一届商会主席。这一任期实在是令人非常过瘾，非常充实。以美国商会主席的身份，我可以在全美各地宣扬自由企业理念。卸任之后，我在理事会仍然非常积极，再接任执行委员会主席。美国商会的理事之职，是有任期限制的（我真希望美国国会也能采取这个好制度），因此到了1985年，我担任理事满14年后，就完全退出美国商会，把精力放在别的地方。

　　政治之地

　　为什么我会对政治这么热衷呢？也许有很多“大政府”派的支持人，巴不得我不要这么出风头。但对个人来说，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进入公共事务领域。我个人认为，在国事如麻之际，我有义务投入其中，贡献一份自己的心力。对我来说，这种挺身而出的召唤，像是宗教般责无旁贷。

　　我之所以要踏入政坛，跟个人的荷兰卡尔文教派背景很有关系。卡尔文教派创始人—约翰·卡尔文原是个法国神学家，后来还曾担任日内瓦地区的行政长官。卡尔文认为，人天生容易干坏事，所以一定要规范他、约束他。对于这个论点，很多搞政治的人一定赞同。我敢这么说，许多政客不但相信这一点，而且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但这么一来，他们却疏忽了卡尔文的第二个重点，那就是：政府也很容易干坏事！因此它也应该受到严厉的限制才行。因此，从卡尔文的观点来看，以国家根本大法来约束政府的权力，也绝对必要。

　　最近克林顿总统要求全美各个教会，提供一个工作给正在领取社会福利金的失业者，就是个很不错的做法。不过这种事不应该要总统来耳提面命才是，对穷人伸出援助之手本来就是基督徒秉持对上帝的信念，应该自觉自愿来做的。但是教会里却有些声音，抗拒克林顿总统的呼吁。全美教会会议有位神父艾伯特·彭尼帕克在1997年3月17日通过《时代》杂志反驳克林顿，他说：“我们（教会）的工作不是帮政府擦屁股！”

　　彭尼帕克神父显然不了解，能否提供工作不该由政府一手包揽，而是私人企业的事才对。如果政府连这档事也要干预、支配，长期结果可能只是造成工作越来越少，生产力越来越低。相反的，在这种事情上，政府应该放手让私人企业及民间慈善团体来发挥所长。让企业家来创造有生产力的工作，让企业家来发掘满足人民需求的方法，而在各尽所能、各得所需之间的落差，就由民间慈善团体来弥补。

　　个人、家庭、教会及政府，各司其职，都应该把自己的领域照顾好。不管是个人，还是任何团体组织，对整个国家的兴亡盛衰都是非常重要的。政府不该唯一肩负这个责任，甚至也不一定要负最大的责任。在1930年，联邦政府大幅扩张权力之前，美国的情况就是各尽其能，同心协力。当时是由家庭、教会，通过和谐的邻里关系来维系整个社会的安定。在很多情况下，政府根本不必派上用场，也派不上用场。在推动富而崇德的社会、教育下一代、救济穷人，甚至降低犯罪率方面，这些民间组织都干得有声有色，极富效率。教会不但提供物质上的救济，同时也丰富了黎民百姓的精神生活。这种经过组织化的教会慈善团体，不只帮助自己教派的教友，也泽及社会中的广大穷苦人家。以地方为对象来运作的慈善团体，兼以家庭、友人、邻居的互助形态，就足以照顾贫苦残疾。

　　在美国社会中，家庭和教会的力量通常是最重要的。因为家庭或教会都不是临时性组织，所以能发挥长远、稳定的作用。世代之间的传递，要由家庭来守护，通过家庭的力量来鼓励下一代行善去恶，并适时提供生理、心理和物质上的援助，同时在潜移默化间，让孩子们学习语言、文化和道德。如果没有这些源自各个家庭的训练、支持、规范和爱，我们所接受的这个文明，必然早就崩溃了。而教会除了是信徒尊崇上帝的殿堂，也保存了历经千年考验、为世俗法规不可或缺的传统道德基础。如果没有这些世俗法规来规范、保护，整个社会必然陷于无政府的混乱态势，届时商业行为也必定难以生存。有信守承诺和尊重他人所有权的道德训示，才能让个别企业在信任的基础上发挥出效能，进而使整个经济受益。

　　为了防止政府大包大揽其他组织的功能，维护整体运作的有效性，政府权力也该受到传统道德的限制和规范。社会的每个组织，都必须受到其他组织的牵制，权力才不会无限制地膨胀。而这种牵制的力量，最终就是由人民发出。国家的权力也是如此，不能漫无节制。我们都是凡人，而凡人总有缺陷和弱点，因此，统治者追求无限权力的欲望一定要受到人民的控制和约束。每个公民都要保持警觉，因为不管是国王、总统、部长、参议员，甚至是小地方的警长，都很可能滥用权力、以权谋私。时至今日，谈到个人生命的责任，好像旷世希音般罕闻。大家都把事情推给政府，要求政府负起原该是我们个人该负的责任，也连带剥夺了家庭、教会和其他慈善组织所具备的功能。似乎这么样不负责，一切事情就会变得简单些。不过大家可能都忽略了，如此一来，绝对有人要付出代价的。谁要付出代价？还不就是我们！我们要缴税啊。而我相信大家也都同意，税负越来越重，对个人或商业界，都不会是好事一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