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的山脉海拔多少米(中国最高的山脉简笔画)

黄帝,通俗尊之为中华民族的“共祖”,中国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向来号称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光辉历史,便由黄帝算起。但我们如据“轩辕教”每年四月五日大祭黄帝圣诞(2734B.C.)计算②,实在距今才4732年,而黄帝活动的时间,则大约应在4650年之前。西汉武帝时司马迁著《史记》(91B.C.)首卷“五帝本纪”,即以黄帝居首,载述事功历历,二千年来传若信史,可是在考古求真的今日,却少实证可举。

黄帝的地望,根据近代史学家及通俗概念,多指在今河南省西部地带,其北仅止于山西省南部,与夏禹的地望略似,方圆不过三、四百公里,约只《史记》所述黄帝活动范围的九分之一③。

三十年来,各地考古发掘大兴,古代文物不断出土,虽然黄帝的年历及地望难确,但我们藉著与其相应的考古年代,及各地出土当时文物的展现,仍可通观黄帝时代的中国文明。兹先由古籍史料择要叙述,并试证黄帝其人的真实性。

二、黄帝其人及索证

大约自东周的春秋晚期到西汉之时,相当于西元前五世纪到西元前一世纪的四百多年间,至少在传下将近十部的经史古籍中,可以窥见黄帝的事迹,后世又传《今本竹书纪年》,也有补遗。现试作摘译,贯串如下:

黄帝为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史记》);少典是娶有蟜氏女,生黄帝与炎帝(《国语》)。黄帝在神农氏没落之后兴起(《易经·系辞下传》、《庄子·山木篇》、《管子·轻重篇》),初时建都有熊,最先制作百官穿戴的官服和官帽(《今本竹书纪年》);教导人民用钻木及借日光的方法生火,来煮熟肉类,使老百姓不患胃病(《管子·轻重戊篇》)。之后,势力日渐壮大,曾在阪泉战胜炎帝(《春秋左传》、《史记》);又在涿鹿擒杀蚩尤(《庄子·盗跖篇》、《史记》),于是天下大定,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史记》)。

有一次,黄帝要到大隗具茨山去游赏,在襄城附近迷了路,于是向牧马童探问,牧马童见闻甚广,回答了他,他很惊讶,就又请教治理天下的方法;牧马童经黄帝一再恳请,回答说:“治理天下如牧马一样,只要铲除害群之马就行了!”(《庄子·徐无鬼篇》)。黄帝又曾在洞庭湖之滨,弹奏《咸池》的乐章(《庄子·天运篇及天下篇》)。

黄帝在位十九年,政令遍行天下,听说空同(崆峒)山上有位贤人叫广成子,于是就去崆峒山问道,广成子遂教他放任无为而治天下的道理(《庄子·在宥篇》)。黄帝闻道后,善于治理人民,能使人民勤奋工作,并顺应民心,使人民自然而然接受教化;同时,黄帝制定的法律,简明不乱,百姓都能安心守法,于是各地人民相率来归,自动自发从事各类生产建设,所以黄帝能够无为而将天下治理得很好(《易经·系辞下传》、《管子·任法篇》)。黄帝在位二十年时,看到天上五彩祥云出现,于是就用各色彩云制定官名(《春秋左传》、《今本竹书纪年》)。

黄帝也曾到赤水北边去游玩,还登过昆仑的山丘,然后向南回来(《庄子·天地篇及至乐篇》)。黄帝在位五十九年时,仁义远播,于是有外国人贯胸氏和长股氏前来臣服(《今本竹书纪年》)——可能是当时的边疆民族。

黄帝在位一百年,曾经发生大地震,地面坼裂,于是黄帝驾崩(《今本竹书纪年》)。黄帝崩后,他的第八世孙——虞舜和夏禹,先后治国,每隔五年都要隆重禘祭黄帝(《国语·鲁语》、《礼记·祭法篇》)。

春秋时候,曾传说黄帝在位三百年,宰我很奇怪,就请教孔子,孔子解释说:黄帝是个劳心勤政的君主,他能教导百姓节省民生财物,因此他在位的时候,人民蒙受他的德政一百年;死后,人民敬奉他的神灵一百年;等到后人忘记他时,也还用他的教化一百年,所以说黄帝在位三百年(《大戴礼》)。

以上内容,大多出自距今二千年前的典籍载记,其中不免有浮托教化之说,但总显现黄帝确然存在于先秦时期中国人的心中。不过,上举的先秦竹帛典籍,所用文字原非楷书,乃皆东周古文,当时各国文字结构,依然本于商及西周文字(见于铜器铭文)一脉而传,除字形长扁别致,笔画略有增减外,可谓大同小异。到了秦及西汉,则是小篆及隶书通行之世,文字结构已多变化,当时对先秦典籍有否进行移译传抄,不得而知,但东汉之时,楷书盛行,诸籍势必用楷书改写,一如今本;因此今人所读黄帝故事,并非直接由先秦典籍古字识得,其真实性终究仍有一些存疑。

大地无秘藏,但看早发掘。幸而有东周的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的一件“陈侯因敦”出土在世,因通因齐,是齐威王的名字④。这件铜礼器的腹内铸有铭文七十九字,我们将它楷写并通读,内容译解如下:

时在六月癸未这一天,齐威王——陈侯因齐在器铭上铸曰:我孝武双全的父亲桓公(指田午——陈侯午),你的兴邦大计能够实现,是我最敬佩的啊!我因齐为了弘扬父亲,并继承先祖黄帝及效法齐桓公(指春秋初之齐桓公——小白)和晋文公的霸业,大会诸侯,以炫耀祖先的盛德。诸侯献来纯好美铜,就以它为孝武双全的父亲桓公铸造这件祭祀用来盛饭的敦器。此敦可供秋冬祭用,愿祖先庇佑我保有齐国的强大,使万世子子孙孙,永远引为典范。

本铭的器主是“陈侯因齐”,他就是《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以下简称“田完世家”)中的威王‘因齐’,原乃田敬仲完(陈完)的十二世孙;陈完是春秋初陈厉公之子,因恐罹祸而在齐桓公十四年(672B.C.),从陈国投奔到齐国,并改姓田氏⑤。但我们现在见金文所记,凡陈国之“陈”都作‘’,奔齐后就都改写作‘’,不过是将原本从“攴”而“陈”声之字,改为从“土”之小异而已。由此一端,亦证商周铜器铭文原貌之珍贵,远胜典籍移译传抄的失实。

《史记》称:(齐威王)因齐初即位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到在位廿四年(355B.C.),楚、赵及燕诸国才不敢来侵,泗上十二诸侯(邾、莒、宋及鲁等国)皆来朝;在位廿六年(353B.C.),救赵败魏,最强于诸侯,于是始自称为“王”,以令天下;在位卅六年(343B.C.)卒,其子辟疆立,是为齐宣王。

本铭中之“因齐”自称“陈侯”(田侯),是尚未称王之时;而六月之前,大会诸侯后,用诸侯献来的美好纯铜,为其父桓公——陈侯午(田午)铸制此一祭器。据此研判,本敦便应铸于大会诸侯之后,自称为王之前,是可能即铸于廿六年(353B.C.)的六月,当器铸成,致祭其父桓公后不久,睥睨时势,有不可一世之概,于是称王!

齐威王(因齐)的祖父叫田和,原是齐康公时丞相,由于齐康公淫于酒及妇人,不听政,田和遂篡夺其位,五年后周天子立他为齐侯(386B.C.);立二年卒,子田午立,称桓公(384B.C.),就是齐威王的父亲。此齐桓公田午即铜器上的“陈侯午”,他在位第七年时,用诸侯送来的美铜铸了一件“陈侯午七年敦”⑥;在位第十四年时,又用群诸侯进献的美铜,铸了二件“陈侯午十四年敦”及一件“陈侯午十四年簋”,显然这位齐桓公在位十四年时还威武显赫的活著!但很遗憾《史记》竟载齐桓公是在位六年时卒,而其《年表》单列了原本的齐康公二十六年卒(379B.C.),太公望的后代至此绝祀,田氏遂并齐而有之,并未列桓公的六年卒,接著就是齐威王因齐元年(378B.C.)了。

因此,若不是齐桓公(陈侯午——田午)在七年及十四年所铸的诸器出现,这位战国豪雄岂不就被《史记》白白早葬了许多年;《年表》虽然也只跳脱了一小节,可是他儿子齐威王的年代,以及齐威王与列国所有关连的事迹,必然都有错乱不实之嫌。由此一例,乃证《史记》载述之有误,而商周铜器铭文(金文)保存史料之可贵且可信。倒是唐代司马贞著《史记田完世家》之“索隐”,引了《纪年》提出异议云:

案《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与此不同⑦。

由于齐桓公陈侯午诸器的现世,正与唐人所见的《竹书纪年》记载可互证为真,而《史记》称齐桓公六年卒,则是一大败笔!

金文既然信而有徵,齐威王所作“陈侯因齐敦”铭中自述“高祖黄帝”,就比移译传抄的经典史籍真实。那么,我们再来追索齐威王与其高祖黄帝的谱系脉络。

据上引“田完世家”,知齐威王的身世,可溯出他是陈完(田完)的十二代孙;再据“陈杞世家”,可由陈完溯出齐威王是陈胡公满的二十三代孙,而《左传》及《国语》又称陈胡公虞胡公,是虞帝舜的后裔。最后据“五帝本纪”的串连获知,虞帝舜是帝颛顼的第七代孙,是黄帝的第九代孙;因此,黄帝便真是战国时齐威王的“高祖”无疑。

黄帝有二子,其一为昌意生帝颛顼,其二为玄器生孙帝喾;由这两系的家族成员,共同缔造一部五帝及夏、商、周、秦共达2500年的中国上古史。如今,帝喾为殷商始祖的真实性,已用安阳殷墟出土商代晚期的甲骨卜辞证明⑧;同样的,黄帝的真实性,用战国中期的铜器铭记证明,也应属可信。

三、黄帝时代的活动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前章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我们一一指出当今的地理位置,更得时空概念。

1、有熊:黄帝都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⑨。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⑩;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11,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12;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至为合理。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南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

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一说涿鹿即在今河北省北部的涿鹿县,其远在新郑之北约800公里,似不如在山西省南部河曲的解县附近,并居于活动范围之中心为合理。

据《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葬桥山”,后世注说都指在陕西省中部的桥山,并设黄陵县,其位于洛河之西,有支流沮河三面围绕。自汉武帝远征朔方凯归,途中在此致祭黄帝(见《史记·封禅书》、《汉书·武帝纪》),历代皇帝相继立下祭祀碑碣已七十多通。按此处地居陕北黄土高原的真正分界点,在河套阴山昆仑之南约700公里,由河曲涿鹿来此约150公里,若径取水路由西北流向之洛河往来,还称便利;若称黄帝所都涿鹿是在河北省的北部,则黄帝崩时,欲向其西南深入黄土高原近千公里之遥觅葬,不管是埋真人,或立衣冠塚,从地缘上看,都难言之成理,故宁信黄帝迁都是在河曲的涿鹿之说。

四、考古发掘黄帝时代的四方文物

黄帝可以称为中华民族的共祖,但中华民族的文明并不始于黄帝时代。在这块地貌约略作60度角斜分的广大沃土上,西北是高原,东南多丘陵与平原;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先民便已孕育著生活用品日趋精美的工艺文明;黄帝的时代约活动于距今4700年前后的百年间,只相当于新石器时代(约8000~4000年前)的晚期,据现代新兴考古发掘文物的呈现,从出土的陶器、玉器及工具等,最能总览通观当时的四方文明。

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晚期(约3000~2500B.C.)○13,在黄帝都邑有熊(新郑)附近的黄河中游地区,有洛阳的王湾二期文化○14,所见彩陶为大口曲腹小底的碗钵与盆,又有罐、瓮等;其早段有不少红陶是先施一层白色陶衣,再用红、黑二色画上纹饰,纹饰有带状网格纹、豆荚纹、细腰纹及新月纹等;其后红陶减少,灰陶增加,陶器表面不施陶衣,单用红或黑色作彩纹,但多简化成各式线纹,也有作弧线交叉及弯曲如钩之纹;到了二期后段,年代便约与庙底沟二期文化相当,大多是细泥磨光的灰黑陶,彩陶已少○15。

从王湾遗址西去约70公里,经渑池县仰韶文化遗址,再西约50公里,就是黄河南岸陕县三门峡市)的庙底沟遗址;它的年代可早到西元前39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遗存,晚到西元前2780年的早期龙山文化遗存○16。庙底沟仰韶文化类型的陶器,大多用泥条盘筑法,少数用捏制法,质地多为细泥红陶及夹砂红陶,纹饰以黑彩为主,画在上腹作弧纹或回旋钩连纹,并加缀圆点,也有作花瓣纹,另有少数简化的蛙纹和鸟纹○17。与庙底沟类型相似的彩陶,还有陕西华阴县的西关堡,及黄河北岸的山西夏县西阴村等地;若观属于庙底沟期的遗址分布,则向西可沿渭河流域扩及黄河上游的兰州地区,向北可溯黄河两岸经陕北及太原之西直上河套,向东只到郑州一带,向南可达汉水的上游地区○18,纵横近千公里的范围。

庙底沟的二期文化,年代下限在西元前2800年左右○19,与王湾二期文化及黄帝时代约相当,其陶器中已百分之九十七为灰陶,彩陶极少,有盆形的鼎和斝出现,接近早期的河南龙山文化遗存○20。

六、七千年前的西安半坡类型彩陶,及稍晚的庙底沟类型彩陶,从关中渭河流域向西越陇阪而扩散,在甘青高原黄河上游的兰州地区落户生根,造成马家窑、小坪子、半山及马厂诸类型的彩陶体系。黄帝时代则应处于马家窑类型(3290~2880B.C.)与半山类型(2655~2330B.C.)之间的小坪子期;在兰州附近出土的小坪子期彩陶,作橙黄色,其早期的器表用黑彩而当中变宽的条纹,画出旋涡纹、波形纹和局部网格纹等,与马家窑期条纹粗细均匀者有异,较晚者其纹饰亦全用黑色,又与半山期红黑相间的彩纹不同,而彩纹上的锯齿也不如半山期细小○21。在黄帝时代的西土兰州地区,所用橙黄色彩陶,实较黄帝都邑所在的中原地区演变成灰黑陶要炫丽得多。

近乎河南龙山文化(2600~2000B.C)早期盛行的灰黑陶,显然与黄河下游山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2800~2500B.C),有了密切的来往。此时山东的彩陶已少,代之而起的是灰黑陶及黄陶,有篮纹鼎、袋足鬶、折腹豆、瓶,黑陶高柄杯及篮纹大口尊等;也烧制一种质地坚硬、胎薄壁匀,色泽或白或微黄、或粉红的光素白陶○22,明丽娇美。也见玉铲及玉石装饰品,还有透雕的象牙梳、象牙筒及镶嵌绿松石的骨雕筒等,表现当时制骨工艺的高度技术○23;尤其说明黄帝时代的山东地域有象群的栖息,给制骨工艺提供上好的骨料。

与黄河中游相对的南方长江中游,便有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其后期的年代为3000~2600B.C.正是黄帝南来洞庭湖滨奏乐的时段。当地的陶器主要是灰陶、黑陶和黄陶,而以圈足的凹底器较多,还有少量的朱绘陶和彩陶,以及新出特有的薄胎晕染彩陶和彩陶纺轮,也有朱绘的石钺○24。

屈家岭文化北与仰韶文化晚期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从相似的陶器形制,反映出它们曾先后发生接触和交流○25。向西溯长江而上穿巫峡,与大溪文化(4400~3300B.C.)也有关连,而大溪文化彩陶罐上的五出花瓣纹,又与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彩陶罐相似○26,显见黄河中游与长江中游当时在文化上的互通气息。

顺长江而东进入下游的太湖地区,是良渚文化的温床,年代约为3300~2200B.C.。晚期以黑皮陶器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T字形足的鼎、甗、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及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与宽把带流杯等;彩绘石斧,石制农具有三角形犁形器,及略呈三角形的斜柄刀○27。手工艺的玉器制作,最盛且突出,有长筒形的十一节玉琮,高三三·二公分,及直径二六·二公分的大玉壁可为代表;大多玉琮四周刻有兽面纹。以位处长江与太湖中间的江苏武进寺墩遗址三号墓葬为例,所出土的一座青年男墓,其随葬玉器即达百余件,单是玉琮就有三十三件,玉壁十数件,还有玉钺及玉刀等。另一座位于浙江余杭县的反山二十三号墓,几乎是座纯玉壁的陪葬墓,数约五十件左右。整个太湖地区所发掘墓葬的良渚文化玉器,量及数千,雕工精美,形制诡奇○28,可以说是黄帝时代的东方文化奇葩。

在太湖南岸,有吴兴(湖州)县的钱山漾遗址(3300~2600B.C.),出土可能早过黄帝时代的丝织品,是用家蚕丝线织成的绢片和丝带;另有一件石斧上还留有黑绘的回纹○29。但读史料及载记,黄帝的足迹似未到过太湖之滨。

由长江中游南下,则有江西鄱阳湖边修水的山背文化,年代为西元前2800年,见夹砂红陶,盛行装饰凹凸弦纹,细颈瘦袋足鬶、圈足壶、子母口豆等;有些陶器与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和广东石峡文化的陶器近似○30,足见黄帝时代江南各文化的交流融合。

广东的石峡文化,在珠江之上北江的曲江县出现,年代约为2900~2700B.C.,盛行三足器、圈足器和园底器,主要是鼎、鬶、盘、釜、豆、壶、罐,而以子母口的三足盘、盘式鼎等较为典型。石制工具有石锛、石凿,又有大量石镞、斜弧刃石钺等兵器。晚期也有精美的琮、璧、瑗、环、玦、璜和笄等玉器○31。

向南更到珠江口的香港马湾岛,一九九七年也从东湾仔北遗址发掘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墓葬,出土有陶器、石器、玉器和蚌器等,制作工艺相当精湛○32。

远在青藏高原的藏东,澜沧江上游昌都海拔3100公尺高的山区,发掘到卡若遗址的文化,年代约为3300~2100B.C.,有镶嵌石叶的骨刀梗,细磨的骨针、骨锥、骨饰等;早期陶器多红陶,偶见简单纹饰的彩陶;晚期多灰陶,器类有钵、盆、罐,多属小平底陶器○33。

一九九六年在长江上游四川岷江流域的成都平原,还发掘到郫县古城、都江堰的芒城古城及温江的鱼凫古城,年代都在5000年到4000年之间,大约与黄帝时代相当。

越过长江与黄河两流域直上北方,更有5500年前后红山文化的朴拙玉器,散布在辽河流域的内蒙古及辽宁地区;到了晚于红山文化的小河沿文化,便入黄帝的时代,其生产工具依然使用石器,陶器则以夹砂褐陶及灰陶为主,并未见玉器出土。再向辽东半岛,还有长海县小珠山文化的三期遗存,所见多为磨制石器,陶器皆手制而多呈黑褐色;此地先后期的文化,都分别受到渤海对岸山东大汶口及龙山两个文化的影响○34。

以上藉著近年考古发掘的成果,对黄帝时代的中原及其四方文明,作一概要的鸟瞰,乃知黄帝活动的区域,不过是占当时整体范围的五、六分之一,而中华民族的文化孕育面,实在比黄帝时代更大、更早。

结 语

黄帝其人的真实性,已见于2300多年前战国中期的铜器铸铭,及典籍载述,比起后来两汉时期的传录应较可信。黄帝活动的范围以中原为主,未越黄河上、中游之外地区,最北经陕北到过河套,最南只达长江中游的洞庭湖滨;现经考古发掘地下文物的再现,乃知4700年前后黄帝时代及其域外的文明真相实况○35。总括来说,黄帝处于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也是从各地彩陶盛行的末期过渡到早期龙山文化的阶段,所以当时民生用器,除兰州的小坪子期仍制彩陶外,其他各地彩陶已少,大多改用灰陶、灰黑陶及黑陶;在生产工具及武器方面,是以石器为主,兼用骨器;在祭礼及佩饰上,则以太湖地区的良渚玉器最盛,在衣著上也以此地的丝织品最多。如此新发现,与俗传5000年前后的文物已多差异,学界似应厘清。

虽然,黄帝的行踪并未涉足中原以外的文明地区,中华民族的文化早就活跃在四面八方,作多元化的滋长、兴旺与扩散,但经由黄帝及其子孙所历夏、商、周、秦一脉治理天下的大融合,乃造就中华民族悠久辉煌的一体文化。于兹追远探源,藉著考古文物与年代的实证,理应将历史的共祖黄帝链结整合。

注释:

①一九九四年元月,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整合国际研讨会”,两岸及海内外学者与会者数十位,依年序约有石璋如、张政、胡厚宣、李孝定、李学勤、管东贵、张光直、许倬云及杜正胜等,笔者应邀附骥,发表《论商代金文在中国文字史的地位》一文,证实商代金文为正体字,并早于殷墟晚商甲骨文,而甲骨文为当时宫廷契刻甲骨卜辞出现的简体字,一正过去推崇晚商甲骨文为中国最早文字的误说。

②按“轩辕教”总坛设在台北县的淡水镇,每年四月五日为黄帝圣诞举行大祭,并以西元前2734年起推算年数。

又按:一九二七年万国鼎在南京金陵大学图书馆编《中西对照历代纪年图表》(一九六六年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历代兴亡久暂图”表记黄帝自西元前2697年始,其“历代纪要”记黄帝至虞舜凡七世,492年(西元前2697年~2205年);页一七“黄帝·轩辕氏·100年·西元前2697年”。据此核算,则黄帝距今亦仅4695年,距俗传之5000年,也少300年多些。

③钱穆:《黄帝故事地望考》,见《禹贡半月刊》第三卷,第一期。(一九三五年·三)张光远:《有熊氏黄帝》,《故宫季刊》第十卷,第一期,页三○。(一九七五年)

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丁山:《由陈侯因◆◆铭黄帝论五帝》,书刊同上,页517。

⑤汉·司马迁:《田敬仲完世家》及其《索隐》,《史记》。(91B.C.)

⑥《陈侯午七年敦》之铭,见于省吾编《商周金文录遗》(1957年)页44所收第168拓本,其首句:“唯七年陈侯午”之“七”,原铭作“十”,乃金文习见;若金文在竖笔的中间加肥点才能释为十,请比较二件“陈侯午十四年敦”之铭可证。吴镇烽编《金文人名汇编》(1987年)列作“十年陈侯午敦(录遗一六八)”,恐有出入。

⑦按范祥雍编:《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56年)及《今本竹书纪年》所引“索隐”,皆为“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后威王始见。”现行之标点本《史记》误植为“梁惠王十二年”,应订正。

⑧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1923年)

⑨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⑩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11《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12臧励和等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页791。(1931年)

○13严文明:《仰韶文化研究》,页152。(1989年)

○14按王湾遗址的年代,约为西元前3390~前2390年,其文化分三期;王湾第三期文化的上限年代,约为西元前2600年,故而推知其第二期文化约与黄帝时代相当。(所列年代见《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页540,苏秉琦撰《王湾遗址》;页141,佟柱臣撰《河南龙山文化》)

○15同注○13,严文明著,页1~5。

○16《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1986年)页330,石兴邦撰《庙底沟遗址》。

○17同注○13,严文明著,页40~64及插图。

○18同注○13,严文明著,页114、119及图三。

○19同注○16。

○20同注○16,页331。

○21同注○13严文明著,页317~319。

○22同注○16,彩图页13下右之陶鬶。

○23同注○16,页81~83,邵望平撰《大汶口文化》。

○24同注○16,页404~406,任式楠撰《屈家岭文化》。

○25同注○24。

○26同注○16,页83~85,任式楠撰《大溪文化》,及同注○13严文明,页55。

○27同注○16,页271~273,吴汝祚撰《良渚文化》。

○28《良渚文化玉器》,牟永杭撰《前言》,页3,(1989年)。

○29同注○16,页374,吴汝祚撰《钱山漾遗址》。

○30同注○16,页362~363,李仰松撰《跑马岭遗址》。

○31同注○16,页475,李仰松撰《石峡遗址》。

○32《中国文物报》1998、1、7,总567期。

○33同注○16,页250,李仰松撰《卡若遗址》。

○34同注○16,页198,徐光冀撰《红山文化》及页653、654,《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文化》。

○35俗传及一般历史观念,多以黄帝为5000年前人物,故大多学者即以5000年前后的考古文物——仰韶文化晚期彩陶及红山文化晚期玉器,试与黄帝整合,如郭大顺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徵——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见《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页1~59,(1997.9)。本文所论则以黄帝为4700年前后人物,故举之考古文物,亦晚300年


这是##(2022-06-19 18: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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